作者：真如

　　目前我国共有高层建造近10万幢，其中100米以上的超高层修建1154幢，而各地为争当“第一高楼”依然暗战不休，这个数字还在一直被刷新。(2009-2-19新华网)

　　有必要例举中国东南西北中的新“地标”及其造价：上海环球金融中央，主体高度达492米，总投资额达11亿美元；广州珠江新城西塔名目，建成后楼体高度432米，总投资60亿元国民币；在建的重庆万豪国际金融核心，设计楼高377米，总投资20多亿元；沈阳的东北世贸广场，高度260 多米，总投资额22亿元；郑州市会展宾馆，计划建造高度为280米，工程造价预计在20亿元左右。可能建设这样的摩天大楼，当然阐明了改造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晋升，修建科技确切一日千里。然而，必需明了，各地用争相往摩天大楼上砸钱为本人争一席之地，背地暗藏的无疑是一种病态心理跟政绩激动。

　　能够确定的是，热衷于“地标”工程，一味爱好建造高楼大厦，并不代表示代化。德国南部的经济重镇慕尼黑市，被称作“百万人口的村落”。该市曾举办投票表决禁止了产业巨头西门子公司在市内建造148米跟146米高的两座高楼。起因十分简略，由于慕尼黑市民不乐意看到星罗棋布的高楼损坏本人城市的传统作风，更不乐意本人舒服的城市生涯受到任何烦扰。日本的《产经消息》也曾报道，日本游客到了上海，对该地摩天大楼之高、之多，无不觉得惊奇。有材料显示，西方建设摩天大楼的高潮已逐步消退，世界有名的建造商也基础进入了中国市场，想到中国一试本领。中国的城市治理者逆世界潮流而动争相建造“第一高楼”首先缘于攀比的病态心理。

　　诚然，目前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度之一，一些城市的财政也呈现了较大盈余，然而，这些处所决不到了能够动辄破费多少十亿建造城市“地标”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讨核心研讨员朱庆芳在《1999年社会蓝皮书》中估算的中国城市贫苦人口在3100万以上，占当时城镇人口的8%。民政部的统计显示，截至2006年1月，全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涯保障人数达2243.4万人，这些“吃低保”的人在1月的均匀支出程度为78元(2006年3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改良民生跟保障民生，是构建社会主义协调社会的重中之重，照理说，当城市里还有多少千万的人连饥寒问题都不解决时，城市的治理者是不什么理由争相砸钱去建造什么“世界第一”、“中国第一”、“区域第一”的高楼。然而，因为轨制设计等方面的起因，因为高楼显示着城市实力，能够捉住上层的眼球，城市治理者出于自身的好处的须要，当然争建“第一高楼”，盼望凭借本市新地标到达升迁目标。

　　孟子曰：“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经济发展的中心目的就是改良民生。争建“第一高楼”，显然违反了执政主旨。真正的“民生工程”，应当落实到大众的心田上，把心理放到庶民身上，把工夫下到庶民身上，把政绩体现到庶民身上，真正让老庶民受益。大兴土木势必无奈顾及民生，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度，财政并不拮据，事不宜迟是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那些老庶民急需的民心工程上，而不是建造“第一高楼”这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